无花无酒锄作田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2O71/ins02.html

可能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之下，大政府是较好的解决办法。但也很难证明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牛逼哄哄的地方社会到哪里去了？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会逐渐渗透入地方社会，造成地方社会的解体。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过在中国，由于这种渗透对“权力的文化网络”的破坏，导致地方精英从“保护型经纪”转为“掠夺型经纪”，也就是所谓政权“内卷化”。（老杜语）

考虑到历史上地方社会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完成某些公共事务，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大政府？

今天对大政府的崇拜，窃以为主要原因是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国家权力完全介入私人空间，“国家”无限大，“社会”无限小，在这一大环境下出生的一代人，在国家安排好一切的情况下对社会毫无概念。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在职能转型的问题上思路不清，受制于特殊国情，不敢也不能给予地方社会充分的权利。

经常听到的某一代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说法，至少有一部分因素由此而生，没有可以处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机制，社会责任感从何而来？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带上政府或者国家的大帽子才好使。即使可以完成一些事情，这也是国家权力的胜利而不是社会机制的完善。

大政府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效率低下，机构臃肿。假如社会可以自发地完成某些事情，那么政府是不是可以从这些领域退出来，专心致志的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种希望，而不是一种现实。

爱国的最高境界：在烈日下苦苦煎熬了三个多小时後，只是为了最後那十几秒的高潮～

俺一同学的签名档。

昨天领导上召集开了个会，据领导上讲，农民从北京回来以后又活了。承蒙领导上夸奖～

烟酒生干了这么久，总算开张接活儿了。翻译某本高人的巨作。大家三一三十一把活儿一分，农民分到其中两章，32开整整一百页。呃……

不过在这之前，农民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INDEX的翻译。这个要在五一期间搞定……

领导上最后关心了一下农民的去向。说实话，话说这个爱死了炮了鸡真不是那么容易去的。领导上指出：你丫就好好的啃英文原著吧……

好吧，大爷我认咧。奋战了二十多年，最终还是倒在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面前……

先来一个巨火星的笑话：
史无前例……期间，有一对新婚夫妇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新郎发现新娘不是那个，勃然大怒，细细拷问之下，新娘含羞说道：“奴家待字之时，曾经与红太阳主体精神行那警幻所训之事”新郎一听立刻爽歪歪，回道：“丫丫丫，强了么！伙计也到过伟大领袖战斗过的地方咧。”
昨天本人坐臭名昭著的K307从北京返回厦门，此车以晚点而闻名于世。所以我早已做好了在火车上打持久战的准备。孰料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反对洋人辱我天朝上国之际，这车也积极响应和谐火车的号召，跑的飞快。抵达漳州东的时候居然还早了十几分钟，感动的我热泪盈眶，心想和谐社会就是好啊。
不过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狗改不了吃屎。就在列车缓缓驶入杏林（厦门岛外一区，据厦门火车站还有20分钟路程）的时候，车停了。然后之间列车员神情紧张的冲进车厢，开始拉窗帘，并且严禁我们向外张望。
我这个怕呀～因为当天早上山东刚刚火车相撞出了事故。莫不是分裂分子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沆瀣一气，妄图破坏我国飞速发展的铁路交通事业，又要将K307灭了？我是汗出如浆，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其实，汗出如浆是热的，两股战战是累的，几欲先走是烦的。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恐怖分子，这只是国家领导人（前）。
列车播音开始播报：“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我们抱歉的通知您，由于线路故障，本次列车晚点，预计到达时间为22点整。我代表铁路部门，对因晚点给您的旅途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大约晚上9点10分左右，一列牛逼哄哄的专列缓缓驶过。这时，俺们停车的地方已经有若干辆客车，货车在恭候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了。
我有罪，我该死，我承认我把窗帘打开看了。但是，我是为了走进新时代啊，我是为了高举旗帜开创未来啊。我当时的心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
“丫丫丫，强了么！伙计也看见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战斗过的地方了。”
晚上10点，列车抵达厦门火车站。

呃，在出行之前，在还书之前做一些对得起党和国家还有人民辛勤劳动努力培养的事情：

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这是农民算是看懂的第一本关于财政史方面的书。黄仁宇那本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看过了但是不好意思没看懂。

本书关注的重点是雍正时期的“火耗归公”的改革并论及了改革的背景以及后果。书中提出了“非正式经费体系”这一概念，作者用它来表述清初地方政府为了应付复杂的地方行政事务支出与除去起运之外之外少得可怜的地方财政存留之间日趋恶化的矛盾而想出的策略。作者认为这一体系是清初财政制度的重要和必要的补充。

当然这是典型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想到去年读文编的时候，看到那一班儒学名臣大肆抨击贪墨，总是觉得无可奈何。形而上的道德说教总是解决不了实际的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制度出了问题，无法用道德和理想加以弥补。

接下来雍正时期的改革就很坦然的面对了这一事实：所谓火耗归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将原本用于补足正项钱粮并且不为正式财政制度所容的的火耗改革为正式的国家财政收入，这一收入由省级财政机构（藩司）保管，并且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进行分配，称为“养廉银”。这笔钱并非仅仅是给官员个人使用，还是地方行政事务的开支。作者还详细的讨论了各地的不同情况并且指出，雍正希望给予地方财政比较高度的自由。

不过，火耗归公的改革并未成功，乾嘉年间新形式的“陋规”的出现，火耗逐渐在各基层单位的存留都显示了这一点。问题何在？似乎和中央政府根本的理念有关系：传统的财政理念将财政看作一个静止的系统，这显然无法应对基层行政的各种计划外支出。当然这个也和所谓的“原额”观念有一定的关系……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权力因为经济因素不得不在地方社会慢慢放手，这给了地方精英（名流)们大展拳脚的空间。尤其是在19世纪以后……

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这本书是对地方精英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当然当时还没有这个称呼而称之为“绅士集团”）。本书给出了绅士集团的定义，构成，内部小团体的划分，享有的特权……等等。

基于对绅士集团的划分——作者认为应该以是否具有功名为标准——作者还对科举制度本身进行了分析。

农民个人的意见认为本书最牛的一部分当属对绅士集团人数分析的一段。珀金斯的书中也引用了这一成果。

不过，毕竟是老派学者的研究。本书中对绅士集团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的，并非是只有有功名的人。从7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这一局限已经被突破。新的“地方精英”的概念更能准确的定位这群在地方事务中活跃的人。（这一段拜老板大人所教）

呃呃，总算扯完了，可以还书了。今天晚上做和子饭，谢谢。

考古发现梁祝化蝶遗迹在河南新密(图)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就觉得自己学的专业真是很煞风景。倘若我以“梁祝化蝶”写一篇论文，其结果一定是把这个美好的传说解构掉，代之以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之类的分析。当然也有一种逃避的办法：假装严肃的告诉人们，“人类学者一向比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对于历史意义的重要性更为敏感。和‘什么事实际上发生过’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以为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以及他们视它有多么重要的”。（转引自赵世瑜，2006）

不幸的是，这还是一句充满调和论的话。至少对于我来讲，‘什么事实际上发生过’一点儿都不重要……

呃，俺的学术研究走向后现代，也远离了历史……